周若愚
在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中, 人们往往重视遗产传承方式、成果和传承人的保护, 却对这一切赖以生存的资源保护不足。主要原因是资源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 文化” 范畴, 而涉及利用土地、矿产、动植物资源的广大社会生产部门。而这些部门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很难在一个高层次上达到平衡。于是, 在目前混乱的状况中,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最坏的事实“ 保护” 的结果竟然是对资源的加剧破坏。资源匾乏以至于消失的唯一结局、就是遗产无以为继, 最终只能成为博物馆的藏品, 成为一种历史记忆。这样的话, 不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实质得不到体现, 甚至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也会变得单薄和苍白。所以, 我们强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资源保护, 强调高端的整体意识、强力度的法律措施和更为长久的规划设计。如此, 才能够使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变得立体、均衡、持久和有效, 才能够让将来的中国人能够享受到这些依然活态的文化遗产。本期我们邀请了几位长期关注、研究和参与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家和学者, 就以上问题从不同的侧面作了较为深入的访谈, 希望这样的对话有益于真正的资源保护。
周若愚（以下简称愚，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中国近三十年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之后,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资源保护才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但是, 很长时间“ 先破坏再保护” 的发展思路, 已经让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面临枯竭, 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 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谷泉（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资源保护, 我觉得有必要先解释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简单地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 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但是, 这个资源不单单是一座山、一条河、几种植物或者各种动物, 它还并联着特定的非物质文化因素, 以至也是一种精神资源的载体。有两个字特别适合形容这种资源, 就是“ 乡土”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资源保护, 与普通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或者绿色运动不能划等号, 它是“ 乡土保护” 或“ 保护乡土” 。一种文化, 脱离不了它的“ 乡土” 。它因“ 乡土” 生而生, 因“ 乡土” 亡而亡。在这一点上, 非物质文化遗产比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更加依赖“ 乡土” 。我们所强调保护的对象, 不是空间上一个孤立的点, 而是以传承人“ 传承” 为纽带的一种文化生态, “ 乡土” 是这个生态的启始和终结。所以, “ 乡土保护” 非常重要。
但是, 在保护和发展的矛盾中, “ 乡土” 往往是首先遭到破坏的对象。举两个例子。年太湖因为工业污染导致蓝藻泛滥, 原本“ 太湖美, 美就美在太湖水” , 变成“ 太湖臭, 臭也臭在太湖水”。面对一湖臭水, 那些原本依附于“ 太湖乡土”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恐怕也得大打折扣还是在年, 因为人民币相对紧缺资源的贬值, 造成大规模恐慌型的资源投资, 尤其对于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 出现热钱追捧的情形, 这更加剧了资源破坏的程度。新疆和田籽玉的价格在今年暴涨就是一个例证。两个事例, 显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破坏的不同模式。第一种是非主动性的破坏。破坏不是破坏者的主动需要, 但造成了局面的失控。第二种是主动性的破坏, 现代人强迫不能完全适应市场规律的“ 乡土” 入市, 其结果只能是价格暴涨, 然后导致资源迅速枯竭。这两种破坏行为都需要政府干预。对于第一种, 政府应该制定详细的发展规划, 在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注重“ 乡土保护” , 让“ 乡土” 以一种合适的方式融人现实。对于第二种, 政府则应该完全控制资源, 可持续性发展是这种资源利用方面需最先加以考虑的。资源并不仅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后代也有权利享受因为它们的存在而得以持续的文化创造的乐趣。
现在, 环境保护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但是“ 乡土保护” 问题仍然被忽视。我们不仅认识不足, 而且还没有找到一些行之有效的保护办法。我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保护, 远比环境保护要复杂和有深度, 是环保中的环保, 需要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因为“ 乡土保护” 实际就是对中国人精神家园的环境保护, 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回避的大问题。
愚：基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 概念本身的不周延, 在其发布之初, 人们就对非物质文化赖以存在的物的层面关注不够。一追名词流行, 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出台的保护方案中几乎没有涉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紧密相关的“ 物质”资源的保护。 我们觉得这样的保护恐怕只会是“ 走过场” 。联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博士研究生分析广东名录中“ 凉茶” 一项,一旦凉茶大量行销中,势必带来对上游资源的消耗, 最终很可能会出现像采掘发菜资源那样的生态破坏问题。凉茶不比矿泉水, 如果说某山、某湖的水资源还能自然流淌上几百年,那么其中的中药恐怕就不能无限制地获得。但更深一步的问题是, 如果药材被粗劣的挖绝了, 凉茶如何保护？广东某市大举向日用陶瓷生产领域进军, 大量的优质瓷土要么用于制造廉价的日用瓷品行销国外, 要么用于制作恶俗粗劣的工艺品四处推销, 以至于目前不得不大量向外省进购陶瓷原料。这种不当消耗资源转嫁危机的局面令人堪忧。
工艺品固然是有附加值的, 但问题是, 许多制作者的技艺水平只停留在粗陋的层次上。基于这种技艺水平的“ 附加值” 远不抵原材料价值的珍贵。而且, 即便手艺再高, 面对上亿人的消费群体, 艺人的创作水平也会被这么大的数量所拖垮。玉石加工本应注意的细节被忽略, 会造成残次或不耐看的制品。丝绸印染、服装加工图快图利, 使用化学代用品或不讲究的缝制工艺, 会造成有毒物质超标以及服用性下降。光讲“ 技艺” 和“ 数量” 是不行的, 还要尽心地利用原料, 珍惜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另一种方式是“ 向上” , 即走“ 高、精、尖”路线。但这也得防止“ 不惜工本” 所造成的对资源的无度消耗。古代最典型的例子是百炼铜镜工艺、丝毯轻纱工艺、雕漆工艺和官窑烧造。对于产品质量的要求会对技术提出更高的期望, 但技术的发展又难免会加剧资源消耗。一旦资源丧失, 寻找替代品也变得不可能的话,那么这种技术势必要被抛弃。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保留了大量造作方面的禁忌, 它们是前人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历史地积累起来的规矩、法度, 其实质在于对资源进行保护。目前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 还保留了一些工艺禁忌, 如依俗, 木材、草料必须在一定的范围、时间内采伐, 特定的生长部位要采用特定的工艺方法鸟兽虫鱼须待其长到一定的时候方能猎杀小徒弟只能使用相对粗陋的材料在一定的条件包括空气、尺寸、规格等下晾晒或销毁制成品等等。前人通过禁忌习俗而非专门制定的法律, 便实现了对物的合理规划和再利用。尽管这种传统方式经验主义色彩浓重, 却十分奏效, 值得我们重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以“ 生态” 或“ 活态” 为目标, 生态的、活着的前提是要“ 生长” 。但是, 如果没有“ 物” 作为坚实的依托, 这种“ 生长” 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而“ 物” 也需要技术去表现。目前, 我们轰轰烈烈的保护工作是否能够为创造能力本身的进步提供充足的条件为了赢得时间, 我们应该制定相关的法规、条例, 为技艺的传承和发展保存足够的物质材料。保护工作的触角需要由工艺制造技术伸展到原料领域, 建立包括有关物资材料的立体的保护架构。
我们应该在原材料的开发和利用方面有所限制, 比如一定的材料只允许以特定的生产工艺来加工, 同时依据材料性质和用工情况进行分级销售废弃的成品尽可能地加以再利用珍稀的材料不供给尚不熟悉材料物性的年轻工匠进行练手新工艺的开发应该另寻物质试验体。保护是为了将来的不保护, 倘若人们能够真正通过“ 造物之艺” 把握“ 造物之心” , 让物质材料因人的努力而焕发更璀璨的生命光彩, 那才是保护之路愉快地终结的一天。
陈勤群（中国漆艺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李秉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艺系副主任）：中国漆原料的破坏情况也是如此。中国是发明漆艺的古国, 也是天然漆的资源大国。中国有着世界最大面积的天然漆树, 大量的漆树分布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中。以往国有林场是天然漆资源的主要监护者, 漆树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林处在大自然的屏障和国家监护机制的双重保护中。但在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破坏漆林的事件时有发生, 比如在矿山地区就有大量砍伐漆树以筑坑道的现象, 亦有为开采金矿而毁掉双人难以合抱的漆树的情形? 上世纪年代末, 采割权一直由供销社统购统销加以掌控, 当时对采割漆树的时间现象以及采割的部位、刀法和次数都有严格的行规, 这使得每棵漆树能够正常而持续地产漆。后来, 私营生漆企业向国有林场买下了采割权, 以致出现无序采割的弊端, 野蛮下刀使漆树减产折寿。再后来, 当大面积出现乱割现象后, 国有林场就只能以禁割或少割的方式来封山养林。减产而产生的价格波动和日益深人腹地采割所增加的成本因素等, 影响了制漆企业的稳定性, 漆艺原料也因此要靠果漆和化学漆来替代, 生漆厂也随之廖廖无几。用则进, 不用则退则废。与东方漆文化圈的其它一些国家相比, 我们在艺用精制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 显得粗放、简单得多, 而且多有掺假的情况。漆资源的匾乏, 必然影响中国传统漆艺的保护。
我们担心中国这个曾经的漆艺大国会因漆资源的匾乏而风光不再。
愚：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同时, 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开发和消费也一浪高过一浪。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所具有的巨大经济价值, 开发者已把开发当作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渠道。相对于这种开发的速度, 保护的力度就显得势单力薄了。
杨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保护本来是为维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生存, 却引来了谋求商业利益的开发, 这是与保护的初衷相违背的。而且, 这种逐利的商业开发对保护工作带来的困难和危害, 远远大于由于社会和文化变迁给保护项目所带来的影响。这使得保护与开发成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最现实、最尖锐的矛盾。进一步说, 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也反映了文化理想和现实利益、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巨大反差。也就是说, 现实利益和经济资本更具优势。这种巨大反差造成了当前保护和开发这一对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它主要表现在开发已不仅仅局限在对保护项目的模仿、复制和演绎上, 而是直接把保护项目连根挖起贴上价格标签放在市场批量兜售。这给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包括传承人和物质材料。
许多传统工艺都是体现在对某种物质材料的加工上。许多物质材料是稀缺的、不可再生的, 这些材料消失了,相关的工艺也就难以为继了。象牙雕刻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有意思的是,这一工艺的商业价值不仅把大象驱赶到悬崖边上, 也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再一个就是玉石雕刻, 近几年来, 工艺品市场迅猛发展, 每个旅游景点、礼品商店都少不了玉石雕刻, 这种曾经珍贵稀缺的工艺品现在已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有资料说, 河南镇平就有玉石加工企业一万多家, 从业人员近十二万人。但大规模的玉石加工必然带来对玉石资源的过度开采, 和田白玉已濒临绝产,就连品质不算上乘的河南独山玉都显得很稀缺了。近年来必须要通过进口来缓解玉石原料紧缺的状况。与此同时, 人们也不得不考虑玉雕工艺的生死存亡问题了。然而, 火爆的市场和火热的生产并没推动玉雕工艺的进步,喧闹的市场引来大量从业者, 加之未能建立高标准的行业门槛, 这都会让那些工艺低劣的玉雕产品行销于市, 并严重浪费玉石资源。如果不采取相应措施,仅依靠市场调节是难以杜绝这种现象的, 因为消费群体的多级性会让低劣的玉雕产品也能赚到利润。难道非要等到无玉可雕的那一天才正视这些问题吗如此看来, 对玉石资源的保护比对于工艺的保护更为紧迫和重要了。当然, 利用行政手段限制开采、限制玉石加工规模、提高行业准人门槛无疑能对保护玉石资源起到很大的作用。但这种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限制作为非物质文化的玉雕工艺的弘扬和发展。我们还需考虑到, 市场的主体是消费者, 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着市场的类型和产品。如果消费者更愿意把玉雕当成有价值的物品据为己有, 甚至当成自身社会地位或文化能力的象征, 那么玉雕产品的商业化趋势还会加剧如果消费者更看重领会玉雕的文化内涵, 那就没必要把玉雕实物据为己有包括收藏, 只需欣赏就可实现这一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更深层的一种忧虑, 或更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把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从对物品的占有引导为对物品文化精神内涵的掌握和领会上, 以至能真正分享到传统精湛工艺的魅力和物品的神圣意义。从积极的意义来说, 市场在现代社会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流通渠道, 保护工作也是可以利用、介人和引导这个渠道的, 如果在这个渠道中流通的更多是传统工艺的文化内容而不是物品, 这个渠道就会对保护起到积极的作用。
和其他文化形态一样,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是一座座文化孤岛, 而处在和其他社会活动相互联系、转化的结构中。现代社会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化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如果说经济资本偏重于转化为对文化物品的占有是导致一些稀缺资源枯竭的原因的话, 那么,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资本, 它的拥有者传承人也有把文化资本极力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意向的话, 就会以迎合的方式和态度面对消费者, 这就会造成传承变异。这些传承人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 也是利益主体, 既是被保护的对象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保护者, 同时还是市场开发的主
体。他们真正处在保护和开发的核心地带。如果他们的现实利益在其他方面得不到保护的话, 自然就会听从开发者的使唤而把自身的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 并因此失去自身文化的本真。开发者也会“ 乘虚而入” , 以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这些传承人群体的利益能得到基本保证, 那么, 他们就不会以迎合、屈从甚至以献媚的姿态来转化自己的文化资本。笔者曾走访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的一个苗族村寨, 这个村寨离县城很近, 也相对比较富裕。村里的妇女不仅能歌而且善画, 她们按照自己的喜好画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人, 各具特色。有些人靠卖画一年能收人一万多元, 但也有很多人的画卖不了钱。笔者问“ 她的画卖得好, 你们为什么不照着她那样去画呢” 答“ 她的画我学不来, 我就喜欢这样画, 卖不了钱就不卖。我干别的也能挣钱。” 由此我们可以想到, 如果传承人的现实利益得到保障, 他们的文化也会得到保护。有着这种文化自重, 开发者也难以把一个个村寨变成旅游点, 把一个个村民变成演员, 把一个个村长培训成旅游公司经理。保护工作才能摆脱开发的强势制约而有自己的独立性。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 保护才能深人到“ 资源” 这一层面, 才能和开发真正形成相互制约又相互依靠的辩证关系。否则, 保护只能是飘在空中的响亮口号, 在现实中无法与逐利的开发相抗衡。
愚：今天, 传统手工艺尤其是传统工艺美术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凭借它所蕴涵的产业价值、就业价值、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 传统手工产业正在构成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无论从国计民生角度看还是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 这种态势都是令人鼓舞的。然而, 在繁荣市场经济、追求物质财富的发展过程中, 政府和社会也需要高度重视天然原材料的保护。这是一个关系传统手工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彭迪（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犹如瓷土之于制瓷、玉石之于琢玉、大漆之于髯饰, 天然原材料是传统手工艺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和物质基础。对某种传统手工艺而言, 天然原材料的特定物质性决定了它的适应这种物质特性的特别技术本体和工艺规律, 决定了它的体现这种物质特性的特另形态面貌和质地品格, 决定了它的关联这种物质特性的特别功利意义和价值地位, 以至也决定了它的凭借这种物质特性的特别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一种传统手工艺失去了相应的天然原材料, 就意味着它的物质特性的丧失, 就意味着它得以确立自身、表现自身、延续自身的客观本质的丧失。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 一定的传统手工艺与一定的天然原材料结成了休戚与共、唇齿相依的关系, 以至传统手工艺的技艺特征与原材料的天然特性交融无间、不可剥离。所以说, 天然原材料一旦枯竭, 任何的代替品都无法逆转和挽救相关传统手工艺的消亡。
为保护传统手工艺及其天然原材料, 国务院于年月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 其中第十五条明确规定“ 对制作传统工艺美术品种特需的宝石、工艺天然原材料开采和利用的中长期规玉石等珍稀矿种, 国家依法加强保护, 严禁乱采滥挖。” 然而, 惟利是图的经济开划, 对工业生产和手工艺制作共同需要发和发财致富的利欲诱惑, 使得乱采滥挖现象于今愈演愈烈, 触目惊心。在新疆, 的资源加以合理的统筹调配, 以相应的琢玉的珍贵原料―籽料遭到了机械化手段的疯狂采掘, 和田美玉濒临枯竭。在闽政策措施引导和鼓励对天然原材料作有浙, 雕刻叶蜡石也遭遇了同样疯狂的机械化开采, 青田石雕、寿山石雕的资源迅速高文化附加值的利用, 力求效益的最大走向枯竭。爆破取石的掠夺式开采, 让端砚、款砚等一些传统名砚的砚石资源岌岌化针对传统手工艺的特点提出其产业
可危。湖北神农架原始森林的黄杨木已被砍尽伐绝, 制作黄杨木雕的原料如今只能发展方面的宏观指导原则, 并调动市场由国外进口。无度扩张、无序竞争的陶瓷生产导致原料过度开采, 景德镇、宜兴等经济手段调控生产规模和数量, 节约资源。传统陶瓷产地的高品质瓷土泥料已近告罄。广东潮州、梅州、肇庆、河源等地则以源, 提高资源利用的技艺水平和单位产量。瓷土资源大肆招商引资, 开采量逐年扩大, 专家为此警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陶瓷出价值改革生产和管理体制, 在传统业将会“ 折寿” 。手工艺领域推行作坊制, 以基于这种体制，诸多材料显示, 乱采滥挖、过度消耗天然原材料的现象现在很普遍, 涉及很多制自主建立的行会组织来进行行业管理,传统手工艺行业, 问题严重, 形势严峻。让从业者因长远、切身的利益考虑而自感于问题的严重性, 已有许多地方政府开展了积极的治理行动, 就资源保护问题，保护生产资源调动经济上的宏观调度问题出台了一些管理措施和条例, 如《福州市寿山石资源保护管理办法》、《无锡市控手段, 遏制和打击那些非生产性地买宜兴紫砂保护条例》、《端砚石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方案》等等, 这对遏制当地的乱卖和囤积传统手工艺天然原材料以谋取暴利，滥采滥挖行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 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充分地认识到了资暴利的恶性投机行为, 同时制止和制裁。资源保护的重大意义, 也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有足够的力量来实施资源保护或为了以天然原材料进行的低价恶性竞争限制这种保护而做通盘长远的规划。一些现代产业薄弱滞后、经济结构不够完善合理的制天然原材料的出口总量, 禁止个体户、地方, 甚至也只能依靠出卖天然原材料来发展地方经济。再说, 在关联性日益加强外资或合资企业大量开采并以低价大量的现代经济环境中, 想要天然原材料得到切实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 仅有地方和局出口不提倡和支持地方政府以开发天部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然原材料来发展地方经济的规划和措施。
眼下问题的解决, 还需仰赖中央政府和主管部门举统筹之力, 作“ 全国一盘棋” 无论如何, 传统手工艺的天然原材的宏观规划和通盘运作。这其中的考虑或许应该包括紧急采取应对措施, 就珍稀重料巫待得到用力的保护。合理地开发和切要而濒临枯竭的天然原材料的开采、流通和利用给予必要的应急性限制根据《传实地保护天然资源, 对于中国《传统手工艺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的原则精神制订有关传统手工艺天然原材料保护的实施细则, 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保护工作能够做到把握全面、目标明确、要求具体、指标量化。
（来源：《美术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