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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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萝卜寨羌族羌年庆上，举行的“咂酒”开坛仪式。资料图片
羌族，在中国文明史上是一个庞大而繁杂的体系，在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现有的文献看，羌的出现在商代中后期，但如果从更早的“史料”，即丰富的考古资料去追溯，便可看出，羌人及其文化系源于距今约5000年至3900年间新石器时代的渭河中上游地区，并向东西两个主要方向扩展。东方的羌人很早与黄帝部落和东夷诸族混合同化，扩展成为华夏族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另一部分羌人，在与其他部落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中失败，被迫西徙。基本路线是沿渭河流域上溯到洮河流域，然后由南北两路进入黄河和湟水流域。到商周时普遍活跃在陕甘交界至青海东部的广大地区。
时代推移，沧桑巨变，在自身不断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羌族又衍化为许多支系，其中一部分纳入汉族成长壮大的轨道，另一部分则走上了各自独立的发展道路，成为今天藏缅语族若干民族的先驱。我国历史上和今天活跃在西南、西北的许多少数民族，溯其渊源，大都和羌族有关。
“无情的天灾和战乱，失去了美丽的家园。羌人集众往西走，去寻找幸福的源泉。”
“羌人九弟兄率九支人，魔兵冲散各逃生。战火滚滚染血腥，各自奔波找前程。阿爸白构是大哥，率众奔向补尕山。”
“白衣女神立云间，三块白石抛下山。三方魔兵面前倒，白石变成大雪山。三座大雪山，矗立云中间，挡住了魔兵前进路，羌人脱险得安全。”
――选自羌族史诗《羌戈大战》
五种文化与羌族的起源
关于羌人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殷周时的甲骨卜辞，如“甲午卜……在早牧，获羌……”，“丙辰贞……来羌、率用。”等，这说明羌人至迟在卜辞时代就已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了。而且，大量的卜辞说明，羌人主要活动在商的西北方，大约在今陕甘青一带。
从考古学上看，今陕甘青地区先后存在过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又分为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三个发展阶段)、铜石并用时代的齐家文化和青铜时代的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等并列发展的文化，其中，青铜时代诸文化在时间上相当于商周时代。
根据历史记载和地域来说，商周时代生活在陕甘青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戎羌，戎是羌人中较早转入农耕的部分，戎居东而羌偏西。那么，在时间和分布地域上都和羌人有关的上述考古学文化中，哪些是羌人的遗存呢？是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还是寺洼文化或沙井文化？或是较之更早的齐家文化？或者它们都是羌人的文化遗存？
考古材料表明，上述5种文化遗存虽然分布广，年代跨度大，各文化内涵不尽相同，但同时也表现出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和文化联系。齐家、卡约、辛店、寺洼和沙井等文化的共性是有数量不等的红彩和紫红彩为底的彩陶，在器形上，构成这几种文化重要内容的陶器如双耳罐、双大耳罐造型都非常接近或基本一致，而且都有一定比例的圈足器。彩陶图案虽变化多端，但几何纹样如锯齿纹、波折纹、回纹、三角纹、勾连纹等都大同小异，在各种文化中都雷同出现。墓葬制度方面，上述各文化也有较多的一致性。表现在墓葬形制上，时代较早的齐家文化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其后各文化仍流行竖穴土坑墓，有的新出偏洞墓。葬式上，齐家文化有仰身直肢葬、二次葬、俯身葬等，其后各文化也流行上述葬式，有的出现了火葬。随葬品在卡约、辛店等文化中通常是双耳罐等三大件组合陶器的随葬，而且都放置在死者的头部或足部。此外，各文化中普遍有铜泡、铜铃、海贝、串珠等饰品。
经过初步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卡约、辛店、寺洼和沙井等文化之间存在着较多的一致性，应该同属一个大的文化系统。这个文化系统和它之前的齐家文化由于在时间上存在着几百年的缺环，因此对它们的关系还不能贸然做出结论。但是，迄今为止，陕甘青地区的田野考古已有了相当规模，不能设想，由齐家文化演变成的另一种文化遗存至今仍未找到。齐家文化与卡约、辛店、寺洼、沙井诸文化或多或少的联系向我们提示，诸青铜文化是齐家文化下一阶段的延续和发展，只是还未找到其中的过渡阶段。可以认为，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沙井文化都是古羌人的遗存，齐家文化后来被代表不同支系的卡约、辛店、寺洼、沙井诸文化所代替。
羌人起源中四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羌人起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可以从更深入的角度加深对这个历史过程的了解。
羌人为何要西进？考古材料表明，各先后相继的文化，其年代在地域分布上的特点是，东边的时代比西边的早，同一文化中也是东边的时代较西边的早，这也清楚地显示了羌人迁徙游移的趋向，即自东而西的迁徙和扩张。这一方面是因为人口增加，需要开辟新的土地以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料，同时人们具备了在山岭和偏远河谷开疆拓土的能力；另一方面，在部落战争连绵的时代，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异常激烈，面对强敌，弃地远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可免遭被征服结局之举。早期羌人的东方，有创造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样高度文明的部落集团，南部则由创造了大溪文化的先进族体独霸一方。对此，羌人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在激烈的部落冲突和部落战争中被吞并，要么战败而走。的确，相当一部分羌人部落被中原黄帝部落吞并而结成了联盟，另一部分羌人则被迫西迁。就目前考古材料看，在早期羌人西北的广大区域内还未发现可与中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相匹敌的考古学文化，羌人向这些区域的游移遂成为必然。在西北的广大区域内，羌人都有过迁徙和游移，但以沿黄河和渭河逆流迁移为主，并进入黄河各支流湟水、大夏河、洮河和庄浪河各流域。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商王武丁以后，商王朝不断进行掳掠羌人为奴隶的战争。甲骨文中有大量“击羌”、“伐羌”的记载。商朝贵族又常驱使“多羌”从事各种劳役，还用羌人祭祀，这是青铜时代诸羌被迫西徙的重要原因。
羌人为何会分化？最早居住在以渭河中上游为中心地区的羌人，约从公元前3100年起创造了具有高度成就的彩陶文化――马家窑文化，在以后约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以陕甘河谷地区为中心，呈波浪式不断向西推进，入居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流域广大地区，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羌的势力范围达到了它发展史上的极限――东起陕西泾渭流域，西至青海湟水流域，南达四川白龙江流域，北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几乎遍布整个陕甘高原。由于地域广大，地理面貌差别较大，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各地的文化在经过一段较长的时期后逐渐出现了差异。约从公元前16世纪中期开始，主要分布区内不相统属的几大分支先后创造了卡约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为代表的文明。这些不相统属的分支并不意味着孤立，它们的关系是同一母体先后育出的胎儿，彼此相似，互有关联。而且，时代越早，它们之间的共性就越多，反之则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关于这一点非常值得重视，因为正是这种不断扩大的差异才使得各羌支文化面貌各具特色，精彩纷呈，这对于研究西南西北诸少数民族的由来具有重要意义。要知道，文化对于维系一个集团的统一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集团内部的文化交流愈密切频繁，维持统一的时间就愈长。羌人最初的分化，文化阻隔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一地区地形复杂、地势起降幅度大，连绵高山阻隔下的各大河流域为基本封闭的地理单位，由于长期的地理阻隔，各河流域间的文化逐渐出现了差异并扩大到了一定的区域。
羌人对华夏族有何贡献？传说中炎帝为姜姓，实际上就是说，炎帝为姜族，《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说明西羌的本源是渭河流域的姜姓部落。由此看来，羌族对于华夏族的形成的确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从开始形成之时，在一系列征服其他部落的战争中，发展和壮大自己，消除了过去部落林立的局面，成为黄河上游地区与黄河中游的黄帝部落分庭抗礼的强大势力，并且“顺着渭水、黄河两岸一直发展到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地。”在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中，炎帝部落失败。以后炎黄两族建立了具有亲密关系的部落联盟集团，两大集团逐渐融合和同化，共同性渐趋一致，差异逐渐缩小和消失，成为以后华夏族的主体，“炎黄子孙”之称盖由此起也。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羌人就没有华夏族，这是羌人历史发展中的主流。至于西迁的羌人，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西方的羌人从公元前2000年前的虞夏之际开始，曾数次大规模入居中原，定居在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先秦以后，诸羌与内地的关系更加密切，陕甘许多地区都有诸羌和其他各族杂居。同时，中原王朝由于种种原因也以各种方式不断举迁诸羌于中原和关中各地，虽然带有强制性，但在客观上加速了羌人纳入中原华族的进程。
应该注意到，在谈到羌人尤其是商周时代的西部诸羌与中原两地文化的关系时，很多人把注意力放在中原文化对羌人文化的影响方面，而忽视了羌人文化对中原地区带来的重大影响。俞伟超在《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指出，中原地区的“屈肢葬”、“铲形袋足鬲”和“洞室墓”是卡约―辛店文化带给中原的影响。再如卡约文化系统的羌人在埋葬习俗上惯以小山丘做墓地，在平地上则以夯土坟丘来象征小山。当时的商人和周人，从来没有这种习俗。但是，至战国时期，从黄河中下游到长江中游，在墓上筑起封土堆，已成为普遍的葬俗。史载平王东迁时，大批羌人部落进入中原，屈肢葬习俗就是此时传到黄河中游的，他们把坟丘墓的习俗也同时带到了中原，从而在中原也出现了封土堆的习俗。在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中，中原文化曾给周邻文化以很大影响，但周邻文化如羌人文化对中原地区也有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反过来成为羌人与中原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强大推动力。
羌人为何由农耕转向畜牧？羌人自马家窑文化时期至齐家文化时期一直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以后畜牧业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迅速增加，在某些地区甚至完全取代农业成为主要经济活动。羌人何以由原来的农业部落发展为半农半牧或畜牧部落的呢？西北地区近几十年的考古资料表明，饲养牧畜几乎是和农业同时产生的，由牲畜饲养发展为大规模放牧，只有在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实现。就自然条件而言，畜牧部落存在的环境是有一定的相互联结的农业区和放牧区，而游牧部落则只需要大片的草原，这种条件表明畜牧部落是会由原始农业部落转化而成的。从目前资料看，羌人应多为农牧民，农牧经济的比重在各地有较大差别。
就甘青地区而言，就里的自然条件固然适合于畜牧业的发展，但自马家窑文化至齐家文化的遗存，尽管都有不少狩猎、畜牧的经济成份，却始终是以农业为主的，并且是局限于山坡高地至河谷地带的原始农业。只是到了青铜时代，他们才有能力大规模地发展畜牧业。可以设想，当他们从事锄耕农业的时期，开拓的还只是河谷地带。而当大规模的畜牧业发展起来后，更大片的山岭又开始被人们征服，对于羌人来说这自然是一个进步。在3000年前甘青地区由锄耕农业转变为畜牧业，不能认为是历史的倒退，相反它正是合乎逻辑的进步。
远古羌人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大量的考古发现也为我们提供了远古羌人社会生活的生动资料。约距今5000至3700年前，羌人主要居住在甘肃中部东部和陕西西部的渭河流域。他们居住在各大小河流两岸的台地上，营建房屋，过着定居生活。房屋形式主要是半地穴式的屋架结构，即下半部挖成土坑，上半部用黄泥垒墙，然后以树枝茅草覆盖顶部。房屋内有1至3个灶，主要用于炊煮和取暖。由于取火不便，一般灶内都保留火种。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作物主要是粟。收获的谷物存放在房屋附近的窑穴里。从马厂时期开始已出现了男女的不同分工，男性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女性则主要从事家内劳动。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无与伦比的彩陶，其数量之大、造型之多变、纹饰之繁缛、构图之精美，在我国彩陶艺术的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堪称我国彩陶艺术的鼎盛时期。出自青海大通上孙墓地的彩陶盆，盆的内壁绘有三组5人舞蹈图案，生动地再现了羌族先民载歌载舞的喜庆场面。
在大量彩陶中，除彩绘各种几何花纹和动物花纹外，还有各种符号花纹，多达100多种。常见有“＋”、“－”、“×”、“○”、“I”等十几种。这些符号通常画在彩陶壶的下腹部，可能是代表某氏族或家族的徽号，也可能是一种的古老文字。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距今3600年左右，羌人已开始冶铸铜器，这些铜器既有红铜，也有铅青铜和锡青铜，这是羌人文化的一项突出成就，他们作为中国最早冶铸和使用铜器的人而永远被载入史册。这时居住形式仍然为半地穴式建筑，出现了“白灰面居址”，即在房内地面及墙壁下抹一层白灰面，以利隔潮，这是建筑史上的一大进步。在大何庄发现了“石圆圈”遗迹，即用大小相若的天然砾石排成圆圈，直径约4米，其中有烧灼圆孔或灼痕迹的牛、猪肩胛骨，表明当时巫术或宗教活动已有了固定的场所。当时饲养家畜已较普遍，主要是猪，还有羊、狗、马等。据大何庄等三地的统计，仅猪下颚即达800件。鼬、鹿、狍是当时狩猎的主要对象。那时已经出现了植物纤维织造的衣服。大何庄一件陶罐上印造的布纹保存较好，布似麻织，当时的衣服大概就是用这种麻布做成。另外，大何庄人骨架上的布纹痕说明死者是着衣埋葬的，有的还用一块布遮盖头部。
到距今3400年左右，羌人的主体已逐渐向西推进到了甘肃中西部和青海东部。人口较前有了较大的增长，许多偏远荒芜的山岭沟壑也成为他们生息的场所。聚居是居住的主要形式。聚落已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出现了城堡。经济活动中畜牧业占有重要的地位，以牛羊为主要畜种。农牧兼营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采集和狩猎作为传统的营生方式仍然存在着。青铜制造有了更大的进步，不仅产量大，而且种类繁多。传统的陶器制造业至此逐渐衰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装饰和美化自己已成为普遍的习俗，装饰品有铜镯、铜泡、陶响铃和石、蚌质项链及串饰等。
关于羌人的社会发展阶段，根据考古材料和民族志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马家窑类型和半山类型处在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到了马厂类型特别是马厂中期以后，男子在经济生活中占居主要地位，以女性为中心的母权制开始松驰，逐渐向父权制过渡。在婚姻形态上，开始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到齐家文化时期，父权制已完全确立起来，而成年男女合葬墓真实地反映了其婚姻形态已由对偶婚过渡到一夫一妻制。到青铜时代，私有制已经产生，殉葬的出现表明等级差别已较明显，其社会发展阶段处于原始社会瓦解并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
(来源：中国民族报)
